《弘明集》十四卷，梁释僧佑(445～518)撰(僧祐行事见本书僧祐条)。《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载僧祐自撰《弘明集》目录作十卷三十三篇，而现行本作十四卷五十八篇(包括书末附僧祐后序)。十卷所载都是梁以前的文章，后来增入的，多半是梁代的文章(亦有少数梁以前的文章)，而两唐志均载《弘明集》十四卷。因此，现行十四卷本由来已久，或为僧祐自行增补亦未可知。
　　本书搜集范围，从东汉末迄梁代止。时间三百多年，作者百人左右，僧侣仅有十九人。
　　本书各卷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卷，论著两篇：第一篇《牟子理惑论》(牟子书原名《治惑》，唐人避讳改“治”为“理”)。本文共三十七章，多半记载佛法初来史事，并涉及夷夏剃度、报应生死等问题，意在牵缀经典阐扬佛教。第二篇是《正诬论》，未详作者，本人针对一般人所注意的吉凶寿夭灾祥等具体问题为佛教辩诬。
　　第二卷，论著一篇：宋宗炳的《明佛论》，一名《神不灭论》。本文对晋宋之际争辩神灭不灭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宗炳是庐山慧远的弟子，他的主张不出慧远学说的范围。
　　第三卷，书启五篇，论著一篇：书启都是何承天与宗炳两人对慧琳《白黑论》互有不同的意见而争论的。《白黑论》论儒释同异，虽主张两家殊途同归，但意在抑佛扬儒，宗炳竭力反对这种议论，何承天却表示赞同。晋孙绰的《喻道论》，是对当时本末(后世体用)问题，提出佛教明白主张。
　　第四卷，论著一篇，书启五篇：何承天除了对慧琳的《白黑论》激赏而外，还著了一篇《达性论》来诽谤佛教，颜延之写信驳斥他，此下五篇书启都是二人来往的争论。
　　第五卷，论著七篇，书启四篇，共十一篇：自罗含《更生论》起至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止，前后六篇，辩论焦点均在神灭与神不灭问题上。慧远《沙门袒服论》以下三篇，辩论礼制问题。慧远《明报应论》与《三报论》，乃阐明佛教根本教义之一因果报应的，这个问题，在晋、宋间也是争论焦点之一。
　　第六卷，论著书启共八篇：晋义熙年间有人比沙门为五蠹之一，道恒乃撰《释驳论》驳斥。宋末道士顾欢撰《夷夏论》，虽以孔老释同为圣人，但坚执夷夏界限排斥佛教，明僧绍的《正二教论》以及《谢缜之书与两封顾与道士书》都是和他争辩这个问题的，张融的《门律》以反周颙的《难张长史门律》并问答三首所辩论的都是当时儒道释三家的本末问题。
　　第七卷，论著四篇：从朱昭之的《难顾道士夷夏论》，到僧敏的《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一望而知都是驳斥顾欢《夷夏论》的。
　　第八卷，论著三篇：玄光的《辩惑论并序》条举五逆六极痛斥道教。齐世有道士假张融的名义作《三破论》(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诋毁佛教，于是梁刘勰作《灭惑论》，僧顺作《析三破论》，痛加驳斥。
　　第九卷，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记并沈绩序注》一篇，阐明成佛以心为正因的道理。范缜著《神灭论》，想从佛法根本教义上推翻佛教，萧琛与曹思文均著《难神灭论》来驳斥他。范缜《神灭论》全文，载《梁书》本传中，本卷仅载他《答曹舍人书》一首。
　　第十卷，梁武帝《勅答臣下神灭论》，释法云《与王公朝贵书》并六十二人答书均站在神不灭的立场破斥《神灭论》。
　　第十一卷，书启二十七篇，内容可包括为四点：一、赞扬佛事，二、辩难佛不现形，三、论心源一本，四、辞世从道不受爵禄。而最重要的是萧子良与孔稚珪往来三书，二人均主张一本之书，这与当时学术思想极其有关。
　　第十二卷，书启表诏四十篇，所谈的都是当时现实问题，如沙门踞食问题，沙门应不应敬王问题，恒玄料简沙门与求沙门名籍等问题。
　　第十卷三，文三篇：晋郗超的《奉法要》谈三归五戒六斋等具体问题。颜延之的《庭诰》二章、谈道教重在炼形，佛教重在治心。王该的《日烛》意思是佛教主要在说明生死根源以及善恶报应的道理等等，恐一般人不明白，写这篇文章来“助天扬光”，所以叫《日烛》。
　　第十四卷，文共四篇：竺道爽《檄太山文》、智静《檄魔文》，宝林《破魔露布文》，以上三篇均是摧魔之说，末了一篇为僧祐的《弘明集后序》。《出三藏记集》僧祐自撰目录末后有《弘明论》一卷，而本文前面亦作“论云”字样，因而近人认为此篇决非后序，而实是《弘明论》。
　　本书的主要宗旨在现行本《弘明集后序》里，作者指出时人对佛教有六种怀疑：“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我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这六疑其实都是当时儒道两家攻击佛教的焦点，第二疑就是有名的神灭不灭之争的问题，第五疑就是夷夏之争的问题。从佛教立场看来，这六疑都是异端。作者撰集本书的主要宗旨，就在于排斥这一些异端，为法御侮而达到弘道明教的目的。
　　本书主要的价值有三点：
　　第一，本书反映了佛教和儒道思想的斗争。佛教和儒道思想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为夷夏之争，一为神灭与神不灭之争。
　　关于夷夏问题，远在春秋时代，由于现实的种族斗争的剧烈，反映在当时以华族为中心的士人阶层的思想里，就形成了一种夷夏之分的看法。最主要的代表就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从政治统一的观点出发在《春秋》中他主张尊王攘夷；从文教风习的观点出发，在《论语》中他主张用夏变夷。从此严夷夏之分的思想就成了儒家主要传统思想之一。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占了统治地位，作为儒家主要思想之一的严夷夏之分的看法，更普及到一般社会人心中。
　　东晋刘宋之际，道教的势力逐渐确立。严夷夏之分的儒家学说又变成了儒道两家共同反对外来思想佛教的旗帜，特别是道教反对佛教尤为激烈。
　　刘宋末年，道士顾欢作《夷夏论》，表面上虽然主张孔老释同为圣人，而实际上他却坚执夷夏界限来排斥佛教。本来宗教与学术思想是有国际性的，就不应该说什么夷夏的界限，不过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这种说法是可以根本颠复佛教的。所以两家的争辩异常激烈，顾欢的《夷夏论》发表之后，明僧绍就写了《正二教论》来驳斥他，其次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释慧远、释僧愍也均写了书启或论著加以论驳。成为宋、齐之际思想斗争中的一件大事。
　　此外还有一件大事，就是齐、梁之际神灭与神不灭的论争。神灭思想在两汉本来是与自然科学思想结合的道家反对儒家有神论的鲜明旗帜。到了魏、晋，道家思想一部分变质而为讲究导引炼丹以求长生的神仙派，与佛家的神不灭思想渐趋一致，而原来的道家神灭思想反为儒家所继承而用来作为反对佛教主要旗帜之一(清谈家也利用神灭思想反佛)。
　　当时的佛教主张众生有神明相续一直至于成佛。如果主张神明不相续，当然就不会有成佛这一回事。这个问题，早在东晋、刘宋之际就已开始争论，到萧齐时代范缜《神灭论》出，佛教与儒道两家的思想斗争就达到了白热化阶段。
　　范缜是“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的儒家，而又吸收了道家自然主义的思想。这样他的《神灭论》出，当时就引起竟陵王萧子良聚集众人来和他辩难，萧琛、曹思文、沈约等作文章加以驳斥，但都不能屈服他。梁武帝令臣下答复他的神灭论，当时答复者有六十二人之多。这是齐、梁之际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第二，本书反映了当时人对佛教的理解。佛教是世界上含有丰富哲学思想的一种宗教。它的教义不但广阔而且渊深，部派也多，部派的学术思想也异常复杂。它的全部学说不是一下子传入中国，而是随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一部分地传来，终至于几乎全部传入中国。当某部分佛教思想传入而得到高僧大德弘扬的时候，传入的这部分思想就对一般佛教徒起了支配的作用。以对神不灭这个问题的看法为例，它不但反映了当时人对佛教的理解，同时它也说明了那种理解和当时传入的佛教思想有怎样的关系。东晋、南朝佛教徒对神不灭的理解，是和当时所传小乘中的犊子部和正量部的有我论有相当关系。
　　《弘明集》所载第一篇主张神不灭的文章，是宋宗炳的《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宗炳为庐山慧远的弟子，慧远乃当时内外宗仰的大德，在他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中，最后一篇就是《形尽神不灭》。他所谓神指的是精灵(灵魂)，和犊子部正量部的胜义补特伽罗并无二致，这也不是偶然的。在《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中，曾记载晋太元十六年(391)有一个罽宾沙门叫做僧伽提婆的来到了浔阳，慧远特地请他翻译《阿毗昙心》与《三法度论》，还替他制序弘扬。其中《三法度论》是贤胄部的著述，贤胄部与正量部都同出于犊子(犊子部分为四派，他们是四派中的两派)，所以犊子部与正量部的根本思想--有我论就反映在《三法度论》中。而犊子部与正量部的这一思想，又通过《三法度论》而影响于东晋、南朝佛教思想界。不但慧远的《形尽神不灭》的理论应用到它，乃至后来与范缜作斗争的一切神不灭的理论，都无不和它有关。
　　第三，本书保存着珍贵的文献。《弘明集》的作者百人都是当时的名流。百人中如习凿齿、罗含、孙盛等虽有专集行世，但其余没有专集行世的人不少。这些名流的文章，要不是《弘明集》的编集，可能都没有机会保存下来而早就失传了。
　　(田光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