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石窟寺院、石室、窟寺、窟院、窟殿。即将山岳之岩质断崖凿成洞窟，并安置佛像以作为寺院者。其起源甚早，西元前一、二世纪之古代印度即已有之。法显、宋云、玄奘等旅印游记中即有关于开凿石窟寺院之记载，其中且有保存至今者。我国石窟之开凿，依目前所发现者推知，约在前秦建元二年（366），由沙门乐僔于敦煌鸣沙山试凿开始，直至十五世纪，历时千余年而不衰，其分布遍于中国西部、北部，自新疆之高昌、库车、甘肃之敦煌、天水，及南北二石窟，大同之云冈，洛阳之龙门，太原之天龙山，河北河南之响堂山，济南之千佛崖，南京之栖霞山，杭州之飞来洞，以至辽宁之万佛洞等，规模均极宏大；其中，敦煌石窟以壁画名闻中外，云冈、龙门则以石刻著称于世。其他江苏、浙江等地，亦有规模较小之石窟。又在西域、阿富汗之巴米安（Bamian）一带亦有许多开凿于五至八世纪间之石窟，以高五十三公尺与三十五公尺之佛像为主，部分石窟且有残留之壁画。此外，锡兰之狮子山（Sīgiriya）系凿于五世纪顷，内有壁画。朝鲜庆州石窟庵，则为新罗时代之建筑，乃积聚石材而建者，其上以土覆之，与上述石窟之性质不同。在日本，则无石窟寺院之建筑。以下简介印度与我国现存之石窟：

在印度，或将石窟作为礼拜堂（梵 caitya，支提），或视之为僧院（梵 vihāra，精舍），一般多作礼拜堂之用，并于石窟之前造一普通房屋充作僧房。据传，释尊曾于王舍城东之帝释窟（石室精舍）说法。据玄奘之大唐西域记卷十载，憍萨罗国引正王为龙猛菩萨所建之黑蜂伽蓝，即属石窟式之寺院。印度现存之石窟多散布于西印度。其中，孟买州之婆诃亚（Bhājā，位于今孟买东方约八十公里）与贝得萨（Bedsā，位于婆诃亚南方约八公里）均凿于西元前一七五年左右，为今日现存诸窟中之最古者。又那西克（Nāsik，位于今孟买东北约一九三公里）、迦利（Kārle，在婆诃亚之东约六公里）二窟，皆为西元前后所开凿。以上四窟所保存之雕刻，均极简素，但无佛像。又在笈多王朝（梵 Gupta）以后之石窟，有阿旃多（梵 Ajantā，阿阇恩陀）、伊罗拉（Ellora，位于孟买之东北约四百余公里）、巴格赫（梵 Bāgh）、甘赫瑞（梵 Kānheri，位于孟买之东北约三十二公里，在 Salsette 岛上）等，内存许多阿弥陀、观音、多罗之像，阿旃多与巴格赫二石窟且有壁画。其中，阿旃多规模壮大，凡有大小二十九窟，系自西元前二世纪至西元后七世纪数百年间逐次开凿者，以壁画著称于世，为印度美术之精华。伊罗拉则存有大小三十二窟，其第一至第十二窟属于佛教之物，系西元六世纪至八世纪（一说四世纪至七世纪）所开凿。其他，尚有乌代耶耆利（梵 Udayagiri）、坎岱耆利（梵 Khandagiri）等大小石窟，均安置有塔形或佛像等，并以壁画庄严之。

近代，我国发现一连串之石窟，尤以敦煌千佛洞为世所瞩目，甚受东、西方各有关学者之重视，纷纷从事研究，迄今已有“敦煌学”之成立。而石窟艺术遂亦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不可或缺之一环，其间蕴藏有丰富之佛教、文学、历史等珍贵之文献史料，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之地位；不但可补上自北魏下至北宋六百年间之文史空白部分，并可校正诸多经典谬误之处。

(一)敦煌千佛洞：清光绪五年（1879），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齐（I. de L?czy）探访敦煌，发现千佛洞壁画，惊为瑰宝，返欧后公诸于世，是为世界学者知有千佛洞壁画之始。时有王道士圆箓，于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发现石室藏经，初犹封闭，不敢启视。光绪三十三年，英籍匈牙利人史坦因（A. Stein）闻风而至，贿通王道士，私启石室，择其精要之写经约三千卷，及其他文卷等又三千之数，劫持而去。次年，法国伯希和又劫取五千多种写本，并勘查诸洞，其壁画无法搬运者，则选其精品为之摄影、编号，携之而去。迨政府知而收拾残余时，仅得八、九千余卷，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其间，尚有美国华尔纳、日本橘瑞超等人，或黏揭壁画，或搜购流落民间者。迄今，敦煌石室藏书及壁画多流入法、英、日、美、德等国博物馆中。

千佛洞，自四世纪凿起，至十四世纪止。又称莫高窟（Dmag-mgo）、千佛岩、雷音寺。位于甘肃敦煌之鸣沙山麓，系沿沙冈峭壁，分上下二列乃至四列开凿而成，计有大小洞窟四百以上，绵亘约一点六公里；可分为中央、南、北三大部分。其中，中央及北部窟数较少，规模较小，无装饰之痕迹，开凿年代亦较晚，今已荒废。北部所存者传已作为僧房之用。南方部分则连绵九三○公尺，其两端各有一大窟，窟前建有殿阁，中间安置高二十四公尺以上之坐佛像。又莫高窟乃开创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系沙门乐僔首先营建，法良、东阳王继之，后周李广重修之。其后，自北魏、隋、唐、五代以迄宋代数百年间，逐次增设经营。至宋仁宗时，西夏入侵，兵乱频仍；明代，又遭回人蹂躏，佛像屡毁，龛亦为沙所掩；至清代中叶为道士所住持，直至上述伯希和等人劫宝之后，始广为世人所知。

窟中主要为壁画、塑像及石室藏书。室中藏有典籍、经卷、碑版，上自经史正典，下至里巷小说、小曲曲谱之类，均兼容并蓄；并含有汉文、佉卢文、回鹘文、康居文、古和阗文、龟兹文、西藏文等文体。其经卷大多为佛经，亦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书。其壁画则可大别为：(一)经变图，指佛经故事。(二)本生故事图。(三)尊像，乃佛、菩萨、侍者等像。(四)供养人，有施主及众生相、小供养人行列及车马仪仗图等。(五)装饰图案，包括天花藻井、背景山水画、绘画之装饰纹样等。(六)飞天。(七)伎乐舞踊图。此等壁画为佛教艺术之珍贵资料。［西域水道记卷三、敦煌县志卷七、大哉中华第三册（新晨出版）、中国佛教近代史（东初）］（参阅“敦煌石窟”4964）

(二)麦积山石窟：凿自五世纪，至十一世纪止。为我国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后，开拓出之佛教艺术宝库。位于甘肃天水东南方四十五公里处，在秦岭之西端。当地人称为麦积崖奇峰。其峰顶呈圆锥形，垂直而下，有如乡间堆成之麦积，故称麦积山。山高一四二公尺，山顶有塔，山下有寺，峰身遍布龛窟和摩崖石刻，计有一九四处，保存自北魏、隋、唐、五代至宋以来一千尊以上之大佛像。但因受历代地震及风雨之侵蚀，中间部分已断裂，故石窟可分东、西二崖。

东崖以涅槃窟（建于魏末）、千佛廊（建于魏初）、上七佛阁、中七佛阁、牛儿堂为代表，尚能保持原状。其中之上七佛阁为一凿于离地五十余公尺之悬崖洞窟，其正面广三十公尺，高十六公尺，深达七公尺，乃本石窟中规模最大者，其由来详见庾信之“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收于庾子山文集卷十二）；其壁画具有隋唐之风。西崖有三大窟，以万佛洞规模最大（凿于魏末），以天堂洞（凿于魏末）最高，该窟极险，无人敢登。又此石窟中刻有北魏景明三年（502）张元伯之祈愿文，为现存最古之墨迹。［梁高僧传卷十一玄高传、太平广记卷三九七（玉堂闲话）］（参阅“麦积山”4850）

(三)炳灵寺石窟：凿自五世纪，至九世纪止。位于甘肃永靖县（兰州西南方）董河北岸之小积石山中。又称榆林寺万佛峡。有上、下二寺，上寺建于唐代，原称龙兴寺。北宋称为灵岩寺。炳灵寺，系依西藏语“十万佛”之音译而来，与所谓“千佛洞”、“万佛峡”同义。元时，为西藏密教之喇嘛寺院。自上寺沿山谷步行约两公里始至下寺，下寺创建于北魏延昌二年（513），为北魏至隋唐间之禅林圣地。今仅余残缺之佛殿，以及摩崖石刻；各石窟间本有窟椽游廊、栈道飞桥相连接，今已毁。

本石窟最早见于史料者，为北魏郦道元（469？～527）之水经注卷二，其他如法苑珠林卷五十三亦有记载。若凿于西晋司马炎时代之说属实，则本石窟为现存各地石窟遗迹中有纪年之最古者。由此，大概可推知在此以前已有佛教石窟存在。一般以自魏开窟起，至唐鼎盛，历宋、元、明，至清中叶始渐衰落而被人遗忘。计有三十六窟、八十八座佛龛。其风格与敦煌、云冈、龙门大致相同，唯石壁上所凿佛龛较多，多成印度式之塔形，为其特色。开凿者为祈求冥福之“功德主”；盖永靖自古为军事重地，又相当于宋代之河西地，为防西夏、吐蕃侵入之军事据点，故护持石窟之功德主多属守将。石窟内有以泥塑为主之造像；亦有不少宋、明壁画，尤以明画，适可补敦煌壁画之不足；其色彩浓烈，笔调粗壮，与敦煌壁画之风格迥异。此外，本石窟为红砂岩，不宜石刻，虽历经自然之风化及兵火，雕像不乏断头折臂者，然以发现较迟，故比其他石窟保存得较完整，与麦积山石窟、敦煌千佛洞，同为我国西北部之重要文化遗产。（参阅“炳灵寺石窟”3887）

(四)南北二石窟：两窟遥隔数百公里，但同为北魏末年泾川刺史奚俟（字康生）分别于永平二年（509）、三年所开凿。北石窟位于甘肃庆阳西峰镇西北四十公里，在泾水支流蒲、茹二河交汇处。其石崖高十四公尺，长一一○公尺，计有二八一个窟龛，建于北魏者有三十四个，建于隋代者有三十八个，唐代者有一三一个，为数最多；宋以后开窟者有二十余个，年代不详者有五十余个。现存造像铭刻及游人题记，自隋迄清计一四○余方，各代书法均有其特点，为研究石窟史之可靠资料。南石窟，与北石窟为姐妹窟。位于甘肃泾川县城南约六公里之山壁上，系魏初所建，连绵约三公尺，内均浮雕佛像或塑像，然佛像多为外人盗去，残留者不及原有之十分之一。（参阅“北石窟寺”1582、“南石窟寺”3738）

(五)龙门石窟：凿于五世纪至八世纪。距河南洛阳约十四公里。古称“伊阙”，以香山、龙门山东西对峙，远望似“阙”，伊河又从西南流过，故得名。沿伊河两壁大理石悬崖凿有约十三万多个佛洞，状如蜂巢，石佛共计一四二二八九尊，规模钜大，最大者高十七点一四公尺，最小者仅两公分。其主要石窟，在西崖有二十八处，东崖有七处。其中造像以唐代作品占百分之六十，北魏作品占百分之三十。

该石窟系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始开凿，历经北齐、北周、隋、唐，缔造经营在四百年以上。与云冈石窟、巩县石窟，同为北魏一代以国家之力所开凿者。其中以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魏字洞、石窟寺等为北魏之代表性大石窟，先后费时二十四年，动用八十多万人工，足见工程之艰钜浩大。其后东魏、北齐至隋唐均继续经营之，尤以唐高宗及武后经营最力。宾阳洞中有释迦牟尼坐像，高达八点四公尺，古朴浑厚，其“背光”上刻有莲花、忍冬、火焰、纹状浮雕，气象庄严；两旁分列有菩萨、天王、力士、供养人等十一尊造像。其风格已由云冈造像之粗犷一变而渐趋清秀美，面部神情由严峻而趋温和，服饰为长裙、宽袖，此种雕刻技巧曾影响日本飞鸟时代之佛像雕刻。其次，古阳洞又称老君洞，其规模之大，造像之精，推称龙门之冠；四壁有浮雕式佛龛，洞壁上则刻有铭记、诗文，前人曾拓集全山石刻，而别为一千品、一百品、二十品，其中即以龙门二十品最为著名，又龙门二十品中之十九品均在此洞壁上，甚受书法家之重视，洞门右上方，存有一品精美之阳文深刻，在千百年前能有如此之石刻，实令人称赞。又奉先寺石窟为龙门之唐代诸窟中最具代表性者，其卢舍那大佛即为龙门石窟中之最大者，雕造规模世所罕见，尤以刻画大佛之庄严温和及睿智之性格最为特出，堪称唐代雕刻之代表作。（参阅“龙门石窟”6381）

(六)天龙山石窟：凿自六至八世纪。位于山西太原西方约四十公里。原名方山，北齐时建有天龙寺，故改称天龙山，因属水平之砂岩层，故适造窟龛，惟其规模远不及云冈、龙门之大，然与响堂山石窟同称为北齐佛教文化之代表。本石窟凿于北齐、隋唐间，以漫山阁及九连洞著称。九连洞系由九洞相连而成，洞之内外有佛像及浮雕，均依山势建成。漫山阁共三层，中藏石佛二尊，为魏代之作品，其两旁石壁间，有佛龛无数，惜多被外人铲凿窃去，殊为可惜。［支那佛教史迹评解卷三］

(七)云冈石窟：又作云岗石窟。凿自五至六世纪。位于山西大同西北约十七公里云冈堡之武周山。自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昙曜奉诏开凿五大石窟始，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凡经营三十四年之久，其后至隋末均有营建。窟凿于山麓武周川北岸高约三十二公尺之断崖上，计有二十余处，大小佛龛数百个。

因有二山谷界于石窟之间，故依日本常盘大定、关野贞等之编号而分为第一至第四之东部四窟、第五至第十三之中部九窟，及第十四至第二十之西部七窟，共分三区。其中，第三窟之计划颇为雄壮，有一东西约四十八公尺之前庭；内阵东西约四十二公尺，南北约十六公尺，高约十三公尺；外阵东西约四十八公尺，高仅五公尺左右。惜半途而止。第五窟之前面，建有五间四层之楼阁；东西径约二十三公尺，南北径约十九公尺。中央之本尊释迦坐像，高约十八公尺，两膝之径约十七公尺，气势端严雄伟，为云冈最大之石佛。第六窟之前面，亦筑有五间四层楼，纵广各约十五公尺，于后壁设有大佛龛；于中央分为二层，并刻有坐佛像、交脚佛像、倚佛像等，雄浑遒劲；此外，其余壁面亦刻满忍冬文、殿堂、菩萨、佛传图、飞天、化佛、五层塔及诸佛像等，而均不余空处。雕饰之富丽与技巧之精练，堪称大同第一。第十一窟刻有过去七佛立像七尊，姿容最为丰美。第十八窟造像之雄伟，堪为云冈石窟之首。

通观二十大窟之规模样式，以第十六至第二十之“昙曜五窟”规模最大，气象最雄伟，被推定为最早之五窟。各窟中均刻有高达十六公尺以上之大石佛，透出庄严伟大而咄咄逼人之气度，亦显示早期造像之纯朴豪放之风格。其余诸窟构想纵横，雕饰富丽，发挥北魏盛时之艺术手法。又第十九窟之左胁侍佛及第二十窟佛像之纽样衣文与敦煌千佛洞之二佛并坐像有相通之处。其他细腻部分虽与中印度式、萨珊波斯式等相通，然其厚唇、高鼻、长眼、丰颊等大丈夫之面貌，即明显的受北凉拓跋氏之影响。盖大同之岩层属水平层之砂岩石，适合大规模凿窟造像，加以拓跋氏之雄壮气象与真挚信念，成就了我国古代佛教艺术之三大宝库之一。（参阅“大同”776）

(八)巩县石窟：凿自六世纪。位于河南巩县西北约一公里。背邙山，临洛水。石窟即开凿于砂岩石之断崖上（其上为黄土层）。北魏时，有寺称为希玄寺，后以石窟甚多，故称石窟寺。始凿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500～503），其后经东魏、西魏、北齐之相继营造，至唐高宗时，更凿许多大小佛龛，号称净土寺。至宋、明、清年间皆曾屡废屡兴。今佛殿后方断崖上计有五个石窟、三尊摩崖大像、一千个佛龛与二三八个小龛。其中以第五窟为最大。五窟中除大小佛龛外，尚凿有佛、菩萨、罗汉像、唐铭、千体佛，与供养人物行列图、帝后礼佛图、天人奏乐图等浮雕，其雕刻精美，内容丰富，保存完整，为全国各石窟中所罕有。

各窟内均筑有巨形方柱，系继大同云冈、龙门宾阳洞后一脉相承之北魏手法。其崖壁上刻有“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碑”，故知寺院为北魏孝文帝所创建，又由帝后礼佛图之浮雕，可证实石窟与北魏帝室之关系。又位于第四、五两窟中间之三尊摩崖大像，其巨大之佛龛大半已毁。本尊为释迦立像，自膝以下埋于土中，左胁侍菩萨已失，右胁侍菩萨则头部已毁，惟均具北魏雕塑之特色。

(九)河北南响堂山、河南北响堂山石窟：凿自六世纪。河南武安县有北响堂山石窟群，其东南约十五公里之河北磁县西方之彭城镇，有南响堂山石窟群。此石窟群又称北响堂寺、南响堂寺。均创凿于北齐时代，可能建于北齐文宣帝之世。响堂山又称鼓山、石鼓山、滏山。

北响堂寺，初系隋文帝仁寿二年（602），明芬奉敕而建之慈州石窟寺，其大窟像背后传有北齐文宣帝之陵。北宋嘉祐年间，寺改称常乐寺。至金正隆四年（1159），有住僧福源刻立“磁州武安县鼓山常乐寺重修大士佛殿记”碑。其后屡经补修。至民国元年（1912），佛像之首多为袁世凯截卖。今废颓之常乐寺仅余大雄殿、天王殿、方丈室。前庭左右分别有北宋建隆三年（962）、乾德三年（965）之尊胜陀罗尼幢，门外有宋代建造、明朝重修之八角九层大砖塔，恐系隋代舍利塔之后身。寺之背面有石窟群，在鼓山中腹西面有南、中、北三大窟与四小窟、四小龛。南边大窟（刻经洞），洞广四公尺，深三点三公尺，三面分别有一龛，每龛各安置七尊佛像，其中尊之坐像作施无畏印、与愿印二印，旁之胁侍为声闻、缘觉、菩萨。内壁面刻有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全卷、无量义经等。洞外有摩崖，刻有胜鬘经、孛经、弥勒成佛经、特进骠骑大将军唐邕之刻经记等刻文，据此等刻文可知，乃成于北齐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572），比房山石经早约四十年，其隶书大字，笔锋犀利，刚劲挺拔。中央大窟（释迦洞），洞广七点八公尺，深七公尺。外檐雕两层楼檐，外观略似楼阁。窟中有六方柱、八角柱、火焰拱龛，及莲瓣流云文等纹饰，周围壁上有许多明代所造佛像、佛龛、造像记及浮雕花卉、珍禽异兽等，整洁雅丽，形制古朴。北边大窟（大佛洞）宽十三点三公尺，深十二点五公尺，其中心大方柱正面及左右三面各置一佛二菩萨像；于宝坛中供奉配有香炉、狮子、甲胄之神像。其正面坛上之坐佛，高近四公尺，端庄浑厚，神气秀逸，大佛面平素无饰，经千余年风日侵蚀，依然光洁如新。以上三大窟均开凿于北齐，后又经补凿而成。其次，四小窟即隋大业洞、唐倚像洞、明嘉靖洞、隋二佛洞，二佛洞上方之摩崖，有十二部经名与大圣十号之刻文。四小龛即唐铭洞、明五佛洞、宋洞、明三尊洞，均刻有铭文。

南响堂寺，除石刻文外，其沿革几不见于文献。寺今为道士所住。有六角七层之砖塔。寺后西南面有石窟群，分上下二层，下层有华严洞与般若洞二大窟；其上层有空洞、拱门洞、释迦洞、力士洞、千佛洞等五小窟。其中之华严洞，位于下层之东北部，纵广各六点三五公尺，高四点七公尺，面积最大。洞内有方三点六公尺之方柱，及树下说法像、佛菩萨供养者像、犍陟悉多太子像等浮雕、佛龛、华严经刻等，佛像千姿百态，造型优美；入口上部之浮雕图，被认为系阿弥陀净土图之先驱。般若洞，位于下层西南部，广六点二公尺，深六点五五公尺，高四点六公尺。洞中有方三点三公尺之方柱，构造同于华严洞，又有佛龛、释迦说法图和阿弥陀净土图之浮雕，及般若经、文殊般若经之一部等经刻，并存有自证圣元年（695）至先天元年（712）之十一种造像铭。总之，二大窟均凿于北齐时代，与上述北响堂山之三大窟同与北齐王室关系密切，窟中并以唐代小佛龛居多。五小窟由东北而西南，分别为：(一)空洞，方约三公尺，分前、后二室，与次洞之间，有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之创建响堂石栏杆证之碑。(二)拱门洞，广二点二公尺，深二点三五公尺，高二公尺。(三)释迦洞，广二点一公尺，深二点三公尺，高二点五公尺。(四)力士洞，略大于释迦洞，而构造略同。其上部刻有四角多檐之三层塔，作砖塔之形，被认为系最古之一种。洞中并存有唐代造像记铭十三种。(五)千佛洞，广三点六公尺，深三点四公尺，洞壁佛像鳞次栉比，有佛像一○二八尊；洞顶浮雕飞天，或手弹琵琶，或吹奏笙管，飘带摇曳，精致典雅。除上述二大窟、五小窟之外，寺之西方岩面上，有业已破损之唐代倚佛像龛及二空洞，二洞中存有被认为系作于隋代之十二个小佛龛，二洞之旁，另有一稍大之佛洞，刻有太平兴国七年（982）之造像记。

又南响堂山石窟较北响堂山规模为小，惟富于变化，其壁刻文字则属最优者。南北响堂山自民国十年经日人常盘大定勘查以来，已为世人所瞩目，惜诸佛像之头部多被凿去，保存情况甚差。［支那文化史迹解说五、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常盘大定）］

(十)云南石钟山石窟：位于云南剑川县西南金沙江上流沙溪附近之石钟山。又作剑川石窟。系住于云南边境之白族南诏国人历经唐、宋而开凿之佛教石窟。可分为石钟寺区（八窟）、狮子关区（三处）、沙登村区（四处）等三区。于石钟寺区石窟中，视为供养主像之第一、二窟之王者像窟或诸佛窟、释迦窟、菩萨窟，其雕凿手法虽未必杰出，然为宋、元石刻艺术之贵重遗品；第八窟中有南诏盛德四年（1179）之长方形匾额，或即开凿本石窟之愿文。狮子关区之石窟中，记载有关大圣圣躅之题刻，大圣圣躅可能系当地民俗信仰之一种。沙登村区之第二佛窟中，有南诏天启十一年之题刻；天启十一年，约当唐武宗会昌元年（841），乃属剑川石刻中最初期之作品。又由剑川石窟可了解南诏之佛教实况。南诏佛教系传自唐代，为一以观音信仰为中心，而受汉民族文化影响之大乘佛教；此外，尚接受西藏佛教及印度、泰国等文化之影响，而呈现一种特异之风格。［康熙剑川州志卷二、卷十七］

(十一)四川广元千佛崖：位于四川广元县城北四公里之嘉陵江西岸。抗日战争时，政府为改修川陕公路，将蜀栈道要冲地区之造像毁坏大半以上。相传咸丰四年（1854）之石刻造像有一万七千尊，今仅存窟龛四百余个、造像七千尊左右。石窟大者高叠十三层，高四十公尺。开元七年（719）之题刻为最初期之作品。本石窟历经唐、五代、宋、元、明代逐次经营而成，其规模之宏大堪与洛阳龙门石窟相匹敌。［四川佛教摩崖造像的艺术价值及其现况（温廷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20)）］（参阅“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5988）

(十二)杭州西湖石窟：散布于西湖周围之将台山、石屋洞、烟霞洞、飞来峰、玉皇山、慈云岭、宝石山等处。其大小尊像约千数，在规模数量上虽不及敦煌莫高窟、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但就五代、宋、元之造像艺术而言，亦占有重要之地位，且对我国南部雕刻绘塑影响甚大。

将台山摩崖龛像创于五代后晋天福七年（942），为此区最早开凿者，且保存较完整。石屋洞主要有三龛，据两浙金石志等记载，知由不同供养人陆续雕凿而成，约为五代至宋初之作品。此中五百罗汉及水月观音像，在题材上，均为浮雕之先例。烟霞洞造像数量甚多，题材亦繁多，时代绵延最长。其中罗汉像颇具特色，有沉思、入定，有仰瞻、俯瞩，表情各自不同，此为宋、明流行十六罗汉型式之始例。飞来峰为规模最大之处，满山遍布石刻佛像，较完整者约有二百八十多尊，颇为珍贵。

其他如山东济南千佛崖、青州云门山、驼山等石窟，及辽宁义县万佛洞石窟、广西桂林断崖、山西平顺县林虑山麓宝岩寺石窟（其第五窟之六十九幅水陆浮雕，可显示明代佛教之实况）、四川大足石窟（重要者有北山、宝顶、南山、石门村、石篆山、妙高寺、舒成岩、七拱桥、佛安桥、朝阳洞、玉滩等十余处）等均颇负盛名，亦颇具研究价值。又沿天山山脉南麓之佛教遗迹，大多为石窟寺院，如新疆库车（Kucha）之库木吐喇千佛洞、辛辛千佛洞、库兹卡哈千佛洞、卡拉撒鲁、米魏千佛洞、沙鲁其谷、及龟兹（Kizil）千佛洞等，开凿年代自四、五世纪至八、九世纪不等。其中以龟兹千佛洞最具代表性，为西域一带最大之石窟寺，座落于木札特河之北岸，东西绵延二公里，凡有三群石窟（克孜尔、台台尔、温巴什）、二百多座石洞；其中藏有伊朗色彩浓厚之佛传及本生壁画。又如古高昌国（Turfan，即吐鲁番）附近有贝沙克鲁克千佛洞，开凿于九、十世纪之回纥统治时代；位于木头沟河（流经火焰山麓）西岸断崖上，连同上游之石窟共五十七窟。所谓“贝沙克鲁克”意指“具有美丽装饰之屋”，内藏有具唐代风格之壁画及塑像。

总之，石窟寺院与一般平地之木造、石造或砖造庙宇不同，系利用岩盘或岩山开凿而成，十分坚固并富有防护性，故大多保存迄今，其间留有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之历史痕迹，实弥足珍贵。又为使石窟兼具寺院之功能，故内部多设有佛龛、佛坛、华盖、塑像，饰以浮雕、壁画等，并收藏各种经典、佛画、佛具及寺院文书等，俨然佛教之宝库，形成石窟艺术，同时造就了佛教艺术史，实为震撼全世界之文化宝藏。［支那佛教史迹评解］（参阅“千佛洞”737、“佛教艺术”2712） p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