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我国天台宗之山家派与山外派。即北宋初年，以四明知礼等为主之天台正统派，是为山家派；对此，而贬称庆昭、智圆等之钱塘派为山外派。由于唐末天下战乱频仍，天台宗之典籍大多散佚，其后又自朝鲜、日本逆输回有关之天台典籍，乃造成九、十世纪天台学复兴之盛况，然由于对原籍看法不一，遂导致观点之岐异，久之乃有山家、山外之对峙。两派之对抗，起于对天台宗智顗大师之金光明经玄义广略二本真伪问题之论争，广本有“观心释”一章，略本则无。两派之分裂，肇始于五代之末，其时天台宗第十一祖高论清竦之门下有螺溪义寂、浙江志因，志因之弟子为慈光晤恩。晤恩之弟子有奉先源清、灵光洪敏，源清之弟子有梵天庆昭、孤山智圆，庆昭复有永福咸润、永嘉继齐等弟子。此即山外派之系统。而于山家派，义寂之门下有宝云义通、国清宗昱，义通之弟子有四明知礼、慈云遵式、宝山善信。知礼复有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兴教梵臻、广慈慧才、净觉仁岳等弟子。如左表所示：

两派之笔战波澜，先是山外派之晤恩作“发挥记”一书，以“观心释”乃后人附加，而专解释略本，其门弟源清、洪敏亦造难词二十条，同奉此说，否定广本之观心释。时有善信者，致书四明知礼，请其撰文对评二十条难词，知礼乃作“扶宗释难”，指摘二十条难词之说。源清门下二杰庆昭、智圆合作“辨讹”一书，以扶助“发挥记”。知礼又撰“问疑书”以诘“辨讹”之说，庆昭亦以“答疑书”回覆之。知礼更作“诘难书”，庆昭则著「五义书”转申其意。知礼又以“问疑书”责难之，逾年未获答书，知礼乃以“覆问书”催促之，庆昭于是撰“释难记”以为解说。如此返复五回，其间共历七年。景德三年（1006），知礼综括前后十度往返论文之文义，而作“十义书”。翌年，庆昭亦作“答十义书”以对抗之，知礼更撰“观心二百问”反诘之，又十余年，智圆撰“光明玄表微记”，复以“四难”，否认广本之“观心释”。翌年，知礼作“光明玄拾遗记”，论破智圆之说。自晤恩否认广本，至知礼论破“四难”，前后四十年，其间之诤议论点虽多分岐，然其主题乃在就观心之境而诤其真妄。

山家派主张“妄心观”，谓观心目的在转凡心而实现理心，应修圆观之直接对象为日常起灭之刹那心，真性理心本非对象性之物，故不为观察之对象，能成对象者只有无明妄心，即此妄心，方能观三谛之妙理。山外派则主张“真心观”，谓观道之要点在依妙解而定妙行，妙解乃理解圆融三谛三千之圆理，妙行是实行圆妙之三观；由妙解而得妙行，即无真妄之别，亦即依妙解而得实相三谛之理心，须视此一理心为观法之直接对象，此理心（一心、一念）并非妄心妄念之一心，乃灵知自性，是不思议境。以上之论诤，自哲学观点言之，可谓是“山家实相论”与“山外唯心论”之争。

山外派唯心论显已从天台“性具说”脱离出来，趋近华严，作为此媒介者，为大乘起信论。山外以起信论为唯圆之思想，山家则以之为别圆二教之思想，故知礼于十不二门指要钞中，立华严为别教，主张“别理随缘”，山外则反对此说。此外，就智顗之请观音经疏所说“理性毒害”问题，知礼、智圆之间亦有论诤。智圆作“阐义钞”，主张“理毒”应消伏，故理毒乃可断而非性恶；知礼即作“释消伏三用章”、“十九问”，提出“理毒即性恶”论，谓性恶可断。故知智圆系仅就圆教上立论，知礼则就别圆二教而说。其后庆昭之门人咸润撰“签疑”驳斥知礼，知礼之门人净觉则著「止疑”反驳之。又关于观经疏妙宗钞所说之“色具心具”说，两派主张亦异。“妙宗钞”乃知礼所撰，其内主张心法与色法同体，皆具有三千，皆为能造能具之总体；山外派之咸润则作“指瑕”反对知礼之说，主张心法与色法互异，心法具有三千，为能造能具之总体，而色法不然，仅为所造所具之体。净觉乃撰“抉膜”以驳斥咸润。另就“三千之有相无相”，两派亦各执一端，山家派主张理事一体，无论理造之三千或事造之三千，皆为“有相”，并有差别现象；山外派则认为理具之三千乃平等而无相，事造之三千始为“有相”，并有差别现象。

自五代末年，山家派计有义寂、义通、谛观、遵式、知礼、宗昱、尚贤、本如、梵臻、慧才、仁岳等人；山外派则有志因、晤恩、源清、智圆、庆昭、咸润、继齐等人。然知礼门下之净觉仁岳，与知礼之法孙神智从义等人，其后又就“观心观佛”之观点，与知礼冲突，而辞其座下，另创新说，时人称为“后山外”，又称“杂传派”；为别于“后山外”，乃将上记所举之源清、庆昭等之山外派称为“前山外”。［四明十义书、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二、卷三、山家绪余集卷下、释门正统卷五、佛祖统纪卷八、卷十四、天台教学史第四章（慧岳）、宋代天台教理史（李世杰）］（参阅“后山外”3802） p949